默默者启良
在我的印象里，韦启良老师的嗓门从来就没有高过，哪怕是在没有扩音器的大礼堂里讲课，他的声音也不高，但却字字清晰，句句精准，把整个礼堂安静得可以听到落地的针响。是什么使他的低声具有这么大的魔力？最最关键的一点，恐怕就是他不说废话。两个小时的讲座不说几句废话，再博学、再理智、再缜密的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启良老师却做到了。在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求学的那几年，我除了听他正儿八经地讲课，还趁机跟他聊天，他的话不多，却很受用，废话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仿佛是为了节约能源。
后来，我被分配到家乡做高中语文老师，常常揣摸他的讲课方法，发觉他除了学问扎实，表达准确之外，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绝对知道学生们想听什么，愿意听什么，在他的观点后面总吊着一个大大的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精彩的材料和细节。讲茹志鹃的《百合花》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位女作家在行军途中什么行李都可以丢下，惟独背包里那本《战争与和平》不能丢。我们到环江县城实习，对这个曾经炮制过“亩产十三万斤”稻谷的地方充满好奇，却苦于不知实情。他去探班时就告诉我们这块“放过卫星”的稻田在哪里，“亩产十三万斤”是怎么来的？这种不经意的跑题或故意地开小差，扩大了他讲课的边界，吊足了听者的味口。能背出心理学概念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心理学家，而真正的心理学家是那些目光犀利、推己及人，敢于用全部身心去体察人情世态者。启良老师就像温度计，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能敏感地扑捉到世界的炎凉。正是这种能力使他的讲课无人不服，使他在讲课之余还能写出《现代名人母亲》和《大学校长列传》等等好读又耐读的著作。如果要给他的才能排序，那他首先应该是心理学家，然后才是教育家和作家。
从1982年我成为他的学生那天起，一直都没看见他胖起来过，就是在他当了河池师专校长的那几年，也没见他发胖，身体还是那么单薄，走路仍是那么轻慢，说话还是那么和气。曾经，我试探性地问他对某某人的看法，从他嘴里冒出来的全是夸赞的言词，这使我大为吃惊，因为这个人的人格层次并不高。但是后来慢慢深思，才发觉他从不攻击别人的弱点，反而能从一无是处之处看到优点。同样，他也很少表扬别人，我就从来没听他表扬过他培养出来的厅级、处级干部，而冷不丁地会说一两句某某县或者某某乡的某某老师语文课上得生动，这么好的老师改行了实在可惜。他是真的惋惜，根本不考虑这个老师改行之后收入的提高，待遇的好转。他这种不亢不卑，决不以政治和经济地位评价人的态度，就是到了21世纪也不改变。
曾经他被打成“右派”，我问他当时的心理感受。他说有一次站在屋顶砌房梁，看见远处一列客车鸣笛经过，而自己与那列客车却毫无关系，这就是做“右派”的感受，仿佛这个世界与他无关。晚年，他得了肺癌，手术后他胆颤心惊地活了十年。这十年的感觉我没敢问他，但可以肯定他“局外人”的心态比做“右派”时更为强烈。
1986年夏天，他在《河池日报》分别以《青山桃李忆念斯人》《学者死于讲座》深情地忆念阮儒骚和黄振宇两位老师，为失去这么优秀的同行痛惜落泪。那年的6月11日我在《河池日报》红水河副刊发表了对这两篇文章的评论，写道：“与文人交往的好处是在你死的时候，有人为你立传。”现在，为教师们立传的启良老师悄悄地走了，怀念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辈身上。为了当年的那一句诺言，我含泪写下这篇文章，以此纪念恩师启良。
有趣者果河
那是1982年夏天，我被河池师专中文系录取，写作老师叫李果河。很有意思的名字，李果，再加一条河，是一幅画的意境。这条河清澈吗？河边的李果甜不甜？胡思乱想中迎来了他的上课。第一堂，我记住了他背诵的一首山歌：
假正经，
走路低头不看人；
好比路边猫爪刺，
不知勾过几多人？
哄堂大笑，就连平时木讷的同学都笑了起来。戳穿人的虚伪，肯定能引发笑声，前提不是戳穿自己，而戳穿者往往会成为英雄，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此刻，他就是戳穿者，尽管山歌是他搜集来的。知识就是这么奇妙，谁记住，谁就可以从它身上获利。
那时，他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收到稿费了他的心情就特别好，偶尔会把稿费单高高地举起来，让我们像看月亮那样看看。他也经常参加一些笔会，会把一些省内知名的编辑、作家请到学校来，给我们讲讲课。那时候的作家既有额外收入，又被人待见，甚至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成为一名作家，成为一名有趣的作家。
他敢讲真话，在课堂上常有批评之声，寥寥数语击中要害。在讲解文学作品时，难免会遇到准黄色描写段落。他不回避，坦然地讲下去，仔细地分析，由于分析得过于仔细，以至于学生们都觉得他对这些段落过于偏爱，以至于同样偏爱这些段落的学生们都以为自己不偏爱了。真性情，自带流量，像我这种喜欢写作又喜欢真话的人越来越喜欢他的课。偶尔会有同学把写好的作品交给他指导，但是且慢，你在把作品交给他之前，一定要有被打击的心理准备，因为他有可能会把这篇作品拿到课堂上去分析，甚至分析得一文不值。
我害怕他的“毒舌”，却又渴望得到他的指导，于是在自以为有把握时给他提交了一首诗歌。从提交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观察他。我观察他散步，观察他打桌球，观察他讲课，观察他打喷嚏，可就是没有观察到他对我诗歌的评价。我想，他大概是忘记了。一天下午，我去找他，进门那一刻全身都绷紧了。书房没人，但我看见我的那首诗被他用红笔修改了几个地方，搁在书桌靠窗的一排书上。今天，我仿佛还能记得那一排书的颜色，桌子的颜色，以及从窗口看出去他家天井的颜色。为了不打乱他的计划，我连自己的稿件都没碰一碰，便轻轻地退出来。又过了几天，他终于记起来了，让我把这首诗投给《河池日报》副刊的编辑。一个月后，该诗得以发表。像这样的推荐，在我工作后还发生了一次。他愿意推荐学生的作品，只要他觉得还行。他的这种习惯被我模仿，现在我也喜欢推荐学生的作品。他喜欢表扬发表过作品的学生，我第一次听到师兄凡一平的名字，就是他在课堂上说的。
我越来越敢靠近他了，那是因为他的真实。即便面对学生，他也从不隐藏他的观点。当一个人跟你说出了一些秘密后，你就不会怕他了，当然，一开始他就不是想让我们怕他。他豁达，对于那些逃课去听文学讲座的人总是吹捧。只要你爱好写作，你的叛逆你的个性你的种种小毛病，在他嘴里都是优点。他当年看好凡一平就是看中他的叛逆。他当年没那么看好我，是因为我身上还没出现叛逆。他洒脱，无拘无束，敢跟漂亮的女生在校园里散步，甚至鼓励学生们谈恋爱。有时，他散步累了，会一屁股坐在水泥台阶上跟我们聊天。他不喜欢肉麻的歌曲，只要在歌厅里听到那些歌曲，他就会闪出去，等别人唱完了再进来。
他的作品和他一样，有趣，真实，毒舌，豁达，洒脱，都是真性情，是我当年看得最认真的作品，因为我相信只有我认真看了他的作品，他才会认真看我的作品。我的认真是为了换取他的认真，就像一笔交易，当年愿意跟他做，现在也愿意跟他做。（文/东西 转自《广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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